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重要决策的依据，也是科学研究的可靠资料。档案工作，它藏于幕后，十分枯燥，但却需要万分严谨。在市公安局就有这么一位老人，入党69年，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负责我市公安机关系统档案工作，被战友称为重庆公安的“活档案”，他叫杨慜，曾是市公安局办公室档案科首任科长，离休后二十多年如一日，始终情系党的事业和公安工作，近年来，虽已高龄，但他仍抽空为青年民警讲党课、话传统，助力青年民警健康成长，以对党的拳拳之心践行着当初的峥峥誓言。

　　从销毁的档案中“淘宝贝”

　　1949年解放以后，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等重要机关都设在重庆。当时社会局面十分混乱，重庆急需治安整顿，迅速建立新的秩序。1955年，根据工作需要，市公安局决定组建档案科，应时局所需，杨慜被调到档案科开展工作。

　　“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情况，一份档案就关系着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为了更加细致严谨的梳理好每一份档案，杨慜不辞辛劳、挑灯夜战，他总说：档案科是战斗的档案科，不是中药铺，我们不是见方抓药，而是要为每一份档案负责。

　　“那时查档案，靠的是卡片和记忆。所有档案都堆放在档案仓库，用索引卡片和目录来查找，每找一次档案都会弄得一手黑。”然而一些被认为不重要的档案，都会被定期销毁。但杨慜却喜欢从销毁的档案中“拾荒”“淘宝贝”。每一次销毁档案，他都会亲自前往，一本本地翻阅检查，生怕弄丢了“宝贝”。

　　而他最得意的一次“拾荒”，便是6册“沈醉日记”。沈醉曾是国民党陆军中将，他的日记共8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杨慜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他意外地在档案科的柜子上发现了其中的6册，于是便留心保存下来，该日记至今仍保存在重庆市公安局档案馆中。

　　多次参与编纂重庆公安史

　　“不要传资料给我！我马上回重庆！”2019年7月的一天，一通来自市公安局的“求助”电话，打到了88岁老人杨慜的手机上。此时，他正在四川德阳避暑度假。

　　原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市公安局拟编纂出版《巴渝警事图鉴》图册，但因受限于重庆公安历史资料的缺乏，编辑进度十分缓慢。不得已，编辑部只好向老人求助。

　　“我们把稿件送到您的避暑地！”不忍让老人奔波，编辑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但却被杨慜一口拒绝。耄耋老人接完电话，没有片刻耽搁，立即开始收拾行装，嘴里还不停念叨：“档案资料来不得半点马虎，哪有一边休假一边就把事做好的？”

　　在随后的20余天里，他从早忙到晚，拿着放大镜认真审核稿件，平均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批注、修改意见足足有厚厚的一本，多达200余处，一些不严谨的、存疑的材料和图片也被完善和剔除。他还翻遍家里珍藏几十年的笔记和图书，提供了大量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线索资料。

　　而这已不是杨慜第一次为重庆公安史的编纂奉献他的力量。1992年离休后，杨慜担任了《重庆市志·公安志（1905－1985）》的总纂；2007年5月，76岁的他再次担任《重庆市志·公安志（1986～2005）》的总纂，他利用自己熟悉公安工作和历史材料的优势，为该志书编纂提供了大量建议意见，也因此被称为重庆公安历史的“活档案”2016年底，《重庆史志·公安志（1986～2005）》历经9年编纂完成，并正式发行，全书共计120余万字。

　　始终用党史校准革命初心

　　除了协助编写重庆公安史外，杨慜也利用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资料积累，用笔头再现建国初期重庆公安那段峥嵘岁月，唱响人民警察为人民的主旋律。2013年，杨慜撰写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纪实》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0万字。同年，杨慜还撰写了《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战》入选《激情岁月——重庆市老干部回忆录第七集》。2018年，杨慜在广泛收集、查阅、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再次撰写了《重庆市公安局诞生前后》一文，发表在《红岩春秋》刊物上。

　　近年来，杨慜还多次为青年民警讲党课、话传统，助力青年民警健康成长。他常为市公安局档案馆年轻同志讲解老一辈档案人爱岗敬业的优良传统，主动指导档案业务工作。在杨慜的带动指导下，市公安局档案馆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多次被评为市公安局先进基层党组织，连续15年保持重庆市文明单位称号，2008年成为全市第一个机关档案工作示范单位，2018年成为全国公安机关第一个国家级数字档案馆，分别于2009年和2018年两次荣立集体二等功。

　　“我要用党史校准自己的革命初心，我要用党史砥砺自己的终生使命。”离休后二十多年如一日，杨慜始终情系党的事业和公安工作，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他的先进事迹启发和教育着一批批重庆公安民警。

　　记者 李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