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革命老爸

时间: 2021-07-02 来源: 重庆法治报 编辑: 万 先觉 阅读量:15393

  

作者与父亲合影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我的党员老爸郭元龙诞辰100周年。7月1日,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这一天,对老爸的思念尤为强烈。老爸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但往事并非如烟,这17年来,关于老爸的点点滴滴,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

  1921年,老爸出生在山西省壶关县龙尾头村。年幼时,父母早亡,兄弟四人靠长姐抚养。1938年,父亲瞒着大姐和兄弟,独自一人坐上了当地运煤的小火车,几经周折到了壶关县,偶遇八路军队伍,并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多年的烽火岁月,多年的军旅生涯,足以见证一切真实与过往。在军队这个大熔炉里,党的培养,铁的纪律,不仅铸就了他军人的英武之气,更是锻造了他顽强、坚韧、忠诚、果敢的品格及一生的价值观。

  老爸健在时,每年的1月5日或6日,都会按时去渝中区民政局领取一年一次的伤残抚恤金。2000年,新世纪开年的第五天,我上午下班回家,见老爸独自一人闭着双眼,嘴里叼着香烟,面无表情,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茶几上端正地放着那本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伤残军人证。我猜想,他一定是看着小红本又在思念和缅怀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吧。老爸不止一次给我讲过这个小红本,那是他和战友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龙尾头村,先后参加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有100多人,解放后还活着的也就3人。”老爸呷着浓茶,吐着烟圈。青烟缓缓飘去,往事慢慢浮现,久远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又一次刺痛着我的老爸,他又给我讲起了战场上那些不能忘却的事。

  1942年3月下旬,老爸遭遇了生平最为惨烈的一次阵地战,差一点全排覆灭。那一仗,作为一排排长的他,在兵力和装备都远落后于对手的条件下,带领29名战士,连续在阵地上与日军殊死搏斗三天三夜,一个又一个战友永远留在了阵地上……第四天,仅存的11名疲惫饥寒的战士身体严重透支,本该撤出阵地进行休整,但为了掩护其他部队,牵制日军,又继续死守阵地。当时日军对阵地采取了封锁、乱炸、堵塞等卑劣围困手段,战友们面对的是断粮、断水的生死决战,寻找食物成为第一大事。“以往打仗,后勤跟不上,粮草滞后,用野草、野菜及树皮充饥已是中国军人司空见惯的事,但吃人类根本不能吃的东西,只为活命,为了实现人在阵地在……”

  在那空旷无边、万般无奈的战场上,在那生死攸关,非常特殊的情景下,一排战士要生存,要顽强地活下去,实现人在阵地在。吃尽人间万般苦,咽下一切能够咽下的东西,如不是亲身经历,有谁相信?一排里有好几个战士,参军时才刚满17岁,一路打过来,好多没等到革命的胜利,就永远留在了阵地上……第五天清晨,一排仅存的7名战士撤到一小村庄休整。“老乡乔二婶为我们送来了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小米粥,那粥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最奢侈、最珍贵,也是吃得最饱的一碗粥。”老爸提高嗓音接着说,“在战场上,不俱死亡,战死沙场,是军人的天职和使命,但要始终肩负责任,死守阵地,似乎更难,更让人后怕。当了军人,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注定你永远不可以和普通人一样,你必须要吃苦、坚强、奉献!”从那时起,我慢慢地明白了,军人老爸从一路硝烟、一路鲜血、一路牺牲中走过来,远比我想象中要强悍很多,也慢慢地懂得了尽管时间在变、环境在变,但他对党的忠诚、对一生追求的理想信念永远也不会变。

  我为有这样一位军人老爸而骄傲!

  (二)

  2021年1月5日,我将老爸的革命伤残军人证交到了我的儿子手里,作为军人的后代,我要把老爸讲给我的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打开小红本,翻开第二页,在伤残时间、地点一栏里端正写着“1948年在襄樊战役负伤”,在伤残情形一栏里写着“左腿伤筋,脑震荡,耳聋”。平日里的老爸话并不多,但只要提及战火纷飞的年代,提及打仗、受伤的事,就会动情,就会娓娓道来。

  “我那次负伤,算是苍天眷顾,侥幸幸存。”老爸回忆说,襄樊战役是一场决定当时中原地区战局的关键一仗,前后整整打了半个月。1948年7月初,中原野战军和桐柏军区等部队,为歼灭国民党第15绥靖区部队,开辟汉水西岸地区,配合主力在豫东展开的一场战役。襄樊地处汉水上游,襄阳古城在汉水南岸,和樊城隔水相望,彼此可以相互增援。历史上自古就有“铁打的襄阳”之说。老爸清晰地记得,那年他27岁,刚任副营长。战前,17旅旅长李德生在动员时说:“此仗最困难的就是南有琵琶山和真武山,敌人的火力封锁,正面有铁佛寺一线的敌军坚固防守。当然,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我们只要拿下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这‘三关’,城西的通道就处于敌人的火力死角内,攻城的大部队就可以顺利直逼西关城下。”襄樊战役就是从“刀劈三关”开始的。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李德生当夜就带领各级指挥员亲临前沿,观察地形,制定方案。凌晨一点左右,老爸接到的任务是在襄阳城外挖战壕,要在最短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挖出离敌人最近的交通壕,直插敌军心脏,为大部队总攻做准备。

  那些日子,战士们的单衣单裤都被汗水浸得黏在皮肉上,子弹不停地在头上嘶嘶地飞,大家像铁人似地憋着怒火,一锹一锹地挖,几天下来,战壕挖得又深又长。就在第5天傍晚,周围的大山突然怒吼了!迫击炮、轻重机枪密密麻麻地打过来,震得战士们跳了起来,但又不敢抬头。不到三分钟,只听到轰隆隆一声巨响,“围墙炸开了!”就在这枪炮和战士们的吼叫声中,战壕里老爸的耳朵被一颗子弹擦破,弹片飞溅,天昏地转,血流满面。老爸坚持着,用手捂着脸与战士们向西一石桥冲去,围堵西逃的敌军。祸不单行!瞬间,又一颗子弹击中了老爸的左小腿,肌肉绽开,血流不止,锥心锥骨的疼痛让老爸昏倒在石桥上。大部队激战十多分钟后就拔掉了“三关”,劈开了襄阳城的大门。

  待老爸醒来时,已躺在前线急救帐房里了。他听见护士与军医说:“中弹后没及时消炎止血,不锯掉左腿膝盖以下的小腿,就难以保住双腿。同时因感染化脓,还有患败血症的风险,危及生命。”老爸回忆说,当时听说锯腿,第一反应就是认定这次必死无疑了。立马对军医说:“我宁可死,也决不锯腿,是军人,死也要有一个完整的尸!”老爸的央求与执着,感动了上天,感动了军医,让他又一次从死亡中走了出来。战时的医疗技术和条件远不如现在,麻药、止痛针完全不够用,他就是咬着毛巾,忍着钻心的巨痛,让他们用针管,一管一管地抽出脓水,一点一点地挖出腐肉、淤血和残留在小腿里的碎弹片……经过十多天的医治,腿和命算是保住了,但左小腿留下了一个很凹很恐怖的大疤痕,伴随一生。

  说起这些,老爸很心安,平静如水。他没有将这些磨难当成伤痛,而是常对我们说,是军医、是部队、是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让他一个山里娃,成长为一名基本合格的中国军人。“我一辈子都感恩部队,是部队让我转战各个战场,有幸与战友们一起参加了太行山战斗、大别山战斗、襄樊战役、淮海战役……算是免费游了半个中国,虽然5次负伤,左腿筋骨里一直残留着没有除干净的弹片,但这都不算什么……”老爸总说自己命大,那些至亲至爱的战友,在一次又一次战役中,在一个又一个猝不及防中离他而去,这才是他心里一辈子的纠结与伤痛。血雨腥风,桑海悲泪,直到老爸离休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从山西老家走出来后就再未回去过。无论我们怎样准备妥当,也终不成行,究其根源,还是放不下那些牺牲的战友,一走就是永别。

  2004年1月5日,老爸火化的日子。11:30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双手托着已化为灰尽的老爸,灰白灰白的骨灰中央有一小块十分扎眼的黑色硬块,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在极度悲伤中见此情景,亲人们一切都明白了。残酷的战争,久远的烽火岁月,已将子弹残片深深地渗进了老爸的骨髓里,尸骨可以化为灰尽,但那些故事永远定格在我们心里,警醒着后人,不能忘记过去,共和国的今天来得太不容易。

公安民警看望作者父亲郭元龙(前排)

  (三)

  我们都长大了,老爸是真的老了。我目睹了他弥留之际的状态,尽管老爸在病重期间硬是一声没吭过,也没有在亲人面前掉过一滴眼泪,但是,曾经叱咤战场的铮铮铁汉,在和无情的岁月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记得老爸走的前三天,他颤悠悠地捏住我的手,一双浑浊的眼睛里,依然还透着对生存的期待。他直瞪瞪地望着我,想说什么,但已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老爸,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您什么都不要说,就听我说说吧——

  新中国成立后,您一直战斗在公安战线上,因工作的特殊性,离休前您未休息过一个春节,人家过节,您过关,几十年如一日,忠于职守。我永远忘不了您说过:“无论是穿军装还是警服,注定我就永远不可以和老百姓一样。”您是这样说的,一辈子也是这样做的。工作中,您确实有别于一般老百姓,但生活中您却努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深刻。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我出差回重庆,坐火车拎了不少东西,给您打电话希望能用车接一下。我想,您那时已恢复了在市公安局的领导工作,要用一辆车接一下,应该是很简单的事,也在情理之中。但您却语重心长地说:“叫你姐坐公交车接你,车是公家的,不能办私事,更不可以用公安的车搞特殊。”那次碰了钉子,从此不敢再向您提类似的事。我记得,上次单位分电梯新房,您硬是要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自己则一直住在渝中区大井巷五楼上,这里一架电梯也没有,您每次从医院住院部回家都让我们背着、扶着上去。我还记得,那天我高兴地第一时间告诉您,我去市司法局任纪委书记了,但当时您并不为此高兴,脸“呱嗒”掉了下来,严肃地对我说:“我当时坐运煤的小火车,走出大山,跟共产党干了一辈子,可没想过做官!你无论是当政委,还是做纪委书记,始终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是一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这也要有别于一般干部!”我还记得,因战争落下的腿病,让您早早地坐上了轮椅,每次去医院看病、回家都非常困难,局里领导亲自来家里对您说,现在条件好了,保证老干部用车没问题,但您总是说:“公安局车多但任务也重,我要提出用车,他们一定会安排,一旦当时有事就会影响工作。”所以您从不向单位提要求。我还记得,您时常提醒我,当领导干部一定不贪不沾,不拿不送,因为拿,就会拿掉共产党员的本色,玷污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送,就会送掉老一辈革命家打下的江山,败坏党的风气……”亲爱的老爸,您无论是在战场上、公安战线上,还是离休病重,始终不忘初心,恪尽职守,公私分明,廉洁自律。在您看来,战场上的流血牺牲,生活中的千辛万苦,都不算什么,您的内心一直从容释然,平静满足。但当您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会治安,我们的生活都在日新月异变化时,您就会微笑。我知道,这一切才是您平生最大的心愿。

  亲爱的老爸,此时此刻我越来越意识到,正是有了您平日里对我点点滴滴的提醒和忠告,才让我能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一些诱惑和迷茫时,找到目标和方向。老爸,您放心吧,您曾经说的我都记住了。握住老爸的手,那一刻,我揪心、后悔、自责,平日与老爸说得太少太少了,他一定还有好多故事没来得及讲给我听。

  今天是七一,如果老爸还活着,这盛世如您所愿。我再一次呼唤您一声,亲爱的老爸,虽然我们永别了,但我们的心永远和您在一起。

 郭晓庆(作者系重庆市司法局原巡视员、本报文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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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革命老爸

  

作者与父亲合影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我的党员老爸郭元龙诞辰100周年。7月1日,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这一天,对老爸的思念尤为强烈。老爸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但往事并非如烟,这17年来,关于老爸的点点滴滴,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

  1921年,老爸出生在山西省壶关县龙尾头村。年幼时,父母早亡,兄弟四人靠长姐抚养。1938年,父亲瞒着大姐和兄弟,独自一人坐上了当地运煤的小火车,几经周折到了壶关县,偶遇八路军队伍,并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多年的烽火岁月,多年的军旅生涯,足以见证一切真实与过往。在军队这个大熔炉里,党的培养,铁的纪律,不仅铸就了他军人的英武之气,更是锻造了他顽强、坚韧、忠诚、果敢的品格及一生的价值观。

  老爸健在时,每年的1月5日或6日,都会按时去渝中区民政局领取一年一次的伤残抚恤金。2000年,新世纪开年的第五天,我上午下班回家,见老爸独自一人闭着双眼,嘴里叼着香烟,面无表情,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茶几上端正地放着那本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伤残军人证。我猜想,他一定是看着小红本又在思念和缅怀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吧。老爸不止一次给我讲过这个小红本,那是他和战友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龙尾头村,先后参加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有100多人,解放后还活着的也就3人。”老爸呷着浓茶,吐着烟圈。青烟缓缓飘去,往事慢慢浮现,久远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又一次刺痛着我的老爸,他又给我讲起了战场上那些不能忘却的事。

  1942年3月下旬,老爸遭遇了生平最为惨烈的一次阵地战,差一点全排覆灭。那一仗,作为一排排长的他,在兵力和装备都远落后于对手的条件下,带领29名战士,连续在阵地上与日军殊死搏斗三天三夜,一个又一个战友永远留在了阵地上……第四天,仅存的11名疲惫饥寒的战士身体严重透支,本该撤出阵地进行休整,但为了掩护其他部队,牵制日军,又继续死守阵地。当时日军对阵地采取了封锁、乱炸、堵塞等卑劣围困手段,战友们面对的是断粮、断水的生死决战,寻找食物成为第一大事。“以往打仗,后勤跟不上,粮草滞后,用野草、野菜及树皮充饥已是中国军人司空见惯的事,但吃人类根本不能吃的东西,只为活命,为了实现人在阵地在……”

  在那空旷无边、万般无奈的战场上,在那生死攸关,非常特殊的情景下,一排战士要生存,要顽强地活下去,实现人在阵地在。吃尽人间万般苦,咽下一切能够咽下的东西,如不是亲身经历,有谁相信?一排里有好几个战士,参军时才刚满17岁,一路打过来,好多没等到革命的胜利,就永远留在了阵地上……第五天清晨,一排仅存的7名战士撤到一小村庄休整。“老乡乔二婶为我们送来了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小米粥,那粥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最奢侈、最珍贵,也是吃得最饱的一碗粥。”老爸提高嗓音接着说,“在战场上,不俱死亡,战死沙场,是军人的天职和使命,但要始终肩负责任,死守阵地,似乎更难,更让人后怕。当了军人,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注定你永远不可以和普通人一样,你必须要吃苦、坚强、奉献!”从那时起,我慢慢地明白了,军人老爸从一路硝烟、一路鲜血、一路牺牲中走过来,远比我想象中要强悍很多,也慢慢地懂得了尽管时间在变、环境在变,但他对党的忠诚、对一生追求的理想信念永远也不会变。

  我为有这样一位军人老爸而骄傲!

  (二)

  2021年1月5日,我将老爸的革命伤残军人证交到了我的儿子手里,作为军人的后代,我要把老爸讲给我的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打开小红本,翻开第二页,在伤残时间、地点一栏里端正写着“1948年在襄樊战役负伤”,在伤残情形一栏里写着“左腿伤筋,脑震荡,耳聋”。平日里的老爸话并不多,但只要提及战火纷飞的年代,提及打仗、受伤的事,就会动情,就会娓娓道来。

  “我那次负伤,算是苍天眷顾,侥幸幸存。”老爸回忆说,襄樊战役是一场决定当时中原地区战局的关键一仗,前后整整打了半个月。1948年7月初,中原野战军和桐柏军区等部队,为歼灭国民党第15绥靖区部队,开辟汉水西岸地区,配合主力在豫东展开的一场战役。襄樊地处汉水上游,襄阳古城在汉水南岸,和樊城隔水相望,彼此可以相互增援。历史上自古就有“铁打的襄阳”之说。老爸清晰地记得,那年他27岁,刚任副营长。战前,17旅旅长李德生在动员时说:“此仗最困难的就是南有琵琶山和真武山,敌人的火力封锁,正面有铁佛寺一线的敌军坚固防守。当然,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我们只要拿下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这‘三关’,城西的通道就处于敌人的火力死角内,攻城的大部队就可以顺利直逼西关城下。”襄樊战役就是从“刀劈三关”开始的。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李德生当夜就带领各级指挥员亲临前沿,观察地形,制定方案。凌晨一点左右,老爸接到的任务是在襄阳城外挖战壕,要在最短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挖出离敌人最近的交通壕,直插敌军心脏,为大部队总攻做准备。

  那些日子,战士们的单衣单裤都被汗水浸得黏在皮肉上,子弹不停地在头上嘶嘶地飞,大家像铁人似地憋着怒火,一锹一锹地挖,几天下来,战壕挖得又深又长。就在第5天傍晚,周围的大山突然怒吼了!迫击炮、轻重机枪密密麻麻地打过来,震得战士们跳了起来,但又不敢抬头。不到三分钟,只听到轰隆隆一声巨响,“围墙炸开了!”就在这枪炮和战士们的吼叫声中,战壕里老爸的耳朵被一颗子弹擦破,弹片飞溅,天昏地转,血流满面。老爸坚持着,用手捂着脸与战士们向西一石桥冲去,围堵西逃的敌军。祸不单行!瞬间,又一颗子弹击中了老爸的左小腿,肌肉绽开,血流不止,锥心锥骨的疼痛让老爸昏倒在石桥上。大部队激战十多分钟后就拔掉了“三关”,劈开了襄阳城的大门。

  待老爸醒来时,已躺在前线急救帐房里了。他听见护士与军医说:“中弹后没及时消炎止血,不锯掉左腿膝盖以下的小腿,就难以保住双腿。同时因感染化脓,还有患败血症的风险,危及生命。”老爸回忆说,当时听说锯腿,第一反应就是认定这次必死无疑了。立马对军医说:“我宁可死,也决不锯腿,是军人,死也要有一个完整的尸!”老爸的央求与执着,感动了上天,感动了军医,让他又一次从死亡中走了出来。战时的医疗技术和条件远不如现在,麻药、止痛针完全不够用,他就是咬着毛巾,忍着钻心的巨痛,让他们用针管,一管一管地抽出脓水,一点一点地挖出腐肉、淤血和残留在小腿里的碎弹片……经过十多天的医治,腿和命算是保住了,但左小腿留下了一个很凹很恐怖的大疤痕,伴随一生。

  说起这些,老爸很心安,平静如水。他没有将这些磨难当成伤痛,而是常对我们说,是军医、是部队、是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让他一个山里娃,成长为一名基本合格的中国军人。“我一辈子都感恩部队,是部队让我转战各个战场,有幸与战友们一起参加了太行山战斗、大别山战斗、襄樊战役、淮海战役……算是免费游了半个中国,虽然5次负伤,左腿筋骨里一直残留着没有除干净的弹片,但这都不算什么……”老爸总说自己命大,那些至亲至爱的战友,在一次又一次战役中,在一个又一个猝不及防中离他而去,这才是他心里一辈子的纠结与伤痛。血雨腥风,桑海悲泪,直到老爸离休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从山西老家走出来后就再未回去过。无论我们怎样准备妥当,也终不成行,究其根源,还是放不下那些牺牲的战友,一走就是永别。

  2004年1月5日,老爸火化的日子。11:30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双手托着已化为灰尽的老爸,灰白灰白的骨灰中央有一小块十分扎眼的黑色硬块,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在极度悲伤中见此情景,亲人们一切都明白了。残酷的战争,久远的烽火岁月,已将子弹残片深深地渗进了老爸的骨髓里,尸骨可以化为灰尽,但那些故事永远定格在我们心里,警醒着后人,不能忘记过去,共和国的今天来得太不容易。

公安民警看望作者父亲郭元龙(前排)

  (三)

  我们都长大了,老爸是真的老了。我目睹了他弥留之际的状态,尽管老爸在病重期间硬是一声没吭过,也没有在亲人面前掉过一滴眼泪,但是,曾经叱咤战场的铮铮铁汉,在和无情的岁月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记得老爸走的前三天,他颤悠悠地捏住我的手,一双浑浊的眼睛里,依然还透着对生存的期待。他直瞪瞪地望着我,想说什么,但已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老爸,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您什么都不要说,就听我说说吧——

  新中国成立后,您一直战斗在公安战线上,因工作的特殊性,离休前您未休息过一个春节,人家过节,您过关,几十年如一日,忠于职守。我永远忘不了您说过:“无论是穿军装还是警服,注定我就永远不可以和老百姓一样。”您是这样说的,一辈子也是这样做的。工作中,您确实有别于一般老百姓,但生活中您却努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深刻。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我出差回重庆,坐火车拎了不少东西,给您打电话希望能用车接一下。我想,您那时已恢复了在市公安局的领导工作,要用一辆车接一下,应该是很简单的事,也在情理之中。但您却语重心长地说:“叫你姐坐公交车接你,车是公家的,不能办私事,更不可以用公安的车搞特殊。”那次碰了钉子,从此不敢再向您提类似的事。我记得,上次单位分电梯新房,您硬是要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自己则一直住在渝中区大井巷五楼上,这里一架电梯也没有,您每次从医院住院部回家都让我们背着、扶着上去。我还记得,那天我高兴地第一时间告诉您,我去市司法局任纪委书记了,但当时您并不为此高兴,脸“呱嗒”掉了下来,严肃地对我说:“我当时坐运煤的小火车,走出大山,跟共产党干了一辈子,可没想过做官!你无论是当政委,还是做纪委书记,始终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是一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这也要有别于一般干部!”我还记得,因战争落下的腿病,让您早早地坐上了轮椅,每次去医院看病、回家都非常困难,局里领导亲自来家里对您说,现在条件好了,保证老干部用车没问题,但您总是说:“公安局车多但任务也重,我要提出用车,他们一定会安排,一旦当时有事就会影响工作。”所以您从不向单位提要求。我还记得,您时常提醒我,当领导干部一定不贪不沾,不拿不送,因为拿,就会拿掉共产党员的本色,玷污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送,就会送掉老一辈革命家打下的江山,败坏党的风气……”亲爱的老爸,您无论是在战场上、公安战线上,还是离休病重,始终不忘初心,恪尽职守,公私分明,廉洁自律。在您看来,战场上的流血牺牲,生活中的千辛万苦,都不算什么,您的内心一直从容释然,平静满足。但当您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会治安,我们的生活都在日新月异变化时,您就会微笑。我知道,这一切才是您平生最大的心愿。

  亲爱的老爸,此时此刻我越来越意识到,正是有了您平日里对我点点滴滴的提醒和忠告,才让我能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一些诱惑和迷茫时,找到目标和方向。老爸,您放心吧,您曾经说的我都记住了。握住老爸的手,那一刻,我揪心、后悔、自责,平日与老爸说得太少太少了,他一定还有好多故事没来得及讲给我听。

  今天是七一,如果老爸还活着,这盛世如您所愿。我再一次呼唤您一声,亲爱的老爸,虽然我们永别了,但我们的心永远和您在一起。

 郭晓庆(作者系重庆市司法局原巡视员、本报文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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