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我到柴山村小教书。那时意气风华，其实球经不懂，腹中草莽。我接手四年级，有个学生叫李大满，瘦小，大眼，阔嘴，爱笑。后来得知，他家是我母亲的亲戚，可母亲一直没和我提起。

　　我那时是孩子王，玩性大，课余爱打乒乓球，喜欢和学生疯跑野玩。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大哥哥，没有老师的架子，自然愿意接近我，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和我倾诉。但这样一来，我在学生中似乎失去威信，周围群众议论我说，这人哪有老师的样子呢？当我面则说，这些野娃娃，你不拿出一点威风来，他们是不怕你的。我说，师生之间是平等的，为啥要让他们怕我呢？望子成龙的家长说，你没一点威信，这些猴崽崽就不会听你的，怎么读得好书呢？

　　仔细一想，他们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既然群众给我提了意见，我就应该认真对待。于是，我便和其他老师一样板起面孔，果然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课我一板面孔，学生立即正襟危坐，鸦雀无声。我就如此这般训话，再三强调纪律，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强调家长们的殷切期望。课余，我仍板起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他们就离我远远的，不明白一向活泼的老师怎么突然变了个人。但板起面孔并不好玩，加之我生性活跃，没多久又和学生混成一团。这么一反复，学生就糊涂了，不晓得哪个才是老师的真面目。时间一长，他们就忘了老师还有一副面孔，又和我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毕竟那样更快乐，更有趣，更能释放天性。

　　也许是这样相处久了，学生并不怕我，突出表现在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上课秩序混乱，下课扯皮打架，作业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敷衍我。有次检查作业，一个学生竟理直气壮顶撞我说：“又不只我一个人没做！”这还了得，公然和我叫板，我这个老师威信何在？我气冲斗牛，吼道：“还有谁？”他说，李大满也没做！我心想，他知道李大满和我是亲戚，故意将我的军吧。但我并没多想，就喊李大满站起来，一问，果然没做。再一细问，居然是李大满唆使他别做的。李大满的逻辑是，一个人不做，会受到老师处罚，不做的多了，老师就会不了了之。我气贯头顶，顺手操起教棍，走近李大满，照着他顶门心就是一棍，打得他立即用双手抱住了头。我预感到不妙，气力，气力，有气就有力，这一棍不该打呀。我当即自责开了。作为老师，怎么能如此狠心呢？更让我愧疚的是，我看见一条血线奔流而下。当然，还有害怕，如果家长找我理论，我怎么办？我甚至作好了打算：给家长认错，给学生道歉，甚至当着全班检讨。

　　谢天谢地，第二天，李大满仍然上学来了，头上的血迹也消失了，像是什么都没发生，看见我，还规规矩矩打招呼。我心情平静了一些，也柔软了一些，试探着问，你没事吧？他说，没事。我说，还疼吗？他说，不疼了。我还想安慰他两句，说的却是，以后学习要刻苦，按时完成作业。连我自己都觉得虚伪，我索性说，你爸妈说啥了？他说，爸妈说，请老师该骂就骂，该打就打，只别打头。

　　我顿时无地自容。倘若不看在亲戚份儿上，家长闹上门来，我咋收场？倘若失脚失手将他打出个好歹来，我咋收场？其实，李大满固然有一点过错，但也能看出他的聪明过人，如果引导得当，教育得法，完全可以让他变得勤奋好学起来。可惜我枉为人师，不能正确对待学生的调皮捣蛋。

　　此后的漫长岁月，每当想起他，我心里总是内疚得很。

　　柴山，我人生起步的第一站，注定会成为我反思己过的源头。

　　◎ 周圣元（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