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的精神风貌

时间: 2021-10-23 来源: 上游新闻 编辑: 万 先觉 阅读量:1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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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语:

  1985年10月14日,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村,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8个大字。

  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重庆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谈到红岩精神,要求运用这一宝贵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仰,养成浩然正气。

  在今年全国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等一起列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重要内容。

  究竟什么是红岩精神?红岩精神的深刻内涵是什么?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又做出了怎样卓越有效的工作?

  10月20日,新华社刊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 坚定信仰 宁死不屈——红岩精神述评》;今天,人民日报刊发《传承红岩精神 走好新的征程》,央视等其他中央媒体也纷纷关注红岩精神。

  上游新闻由此推出系列报道,以权威史实资料为你讲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重要组成——红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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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红梅赞》,在人们口中代代传唱,歌曲中的“红岩”,也永远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说到“红岩”,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诞生于重庆的红岩精神。

  10月20日,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光煦说,“红岩精神与党的大多数革命精神诞生于革命根据地或革命军队不同,它诞生于党在国统区的革命实践中,集中反映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一个重要方面——地下斗争的精神风貌。”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部分,与建党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红岩精神又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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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革命纪念馆展出的《周恩来在重庆》油画

  红岩精神诞生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革命实践中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当时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面临许多困难,一方面国统区的党组织大多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才恢复或新建,党员质量参差不齐,同时国统区不同于解放区、根据地,既没有政权,又缺乏各种社会资源,可以说是“两手空空”;另一方面,尽管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的活动处处打压、限制,白色恐怖严重,共产党人既要随时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又要面临高官厚禄和腐朽生活方式的诱惑,意志不坚者可能会迷失。

  面对如此艰险的环境,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周恩来带领国统区广大党员顽强奋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完成了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在此过程中,向国统区人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

  环境的艰难性、使命的重要性,是红岩精神能够存在于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根本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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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革命纪念馆“千秋红岩”展览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根据地走向世界的产物

  抗战时期,由于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被国民党政府严密封锁,敌后抗战情形外界很难获悉。

  当时重庆作为国民党的战时首都,大批外国使馆、新闻机构和国际友人先后来到重庆,于是中共南方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主要窗口。

  在中共南方局努力下,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先后到延安实地访问和考察,成为中国共产党半独立外交工作的开始。

  1945年,董必武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次正式公开的亮相,打破了国民党垄断外交的局面。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亲自向外国友人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在此过程中,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民主大党形象和独特个人魅力,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徐光煦说,这是红岩精神区别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又一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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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岩革命纪念馆群雕

  新闻多一点>>

  坚定理想信念是红岩精神的灵魂

  红岩精神产生于党在国统区的革命实践,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坚持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实际斗争中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光煦说,红岩精神体现在抗战时期国统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体现在为争取实现和平建国的斗争中,体现在解放战争时期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为代表的革命先烈不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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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重庆渝中区上清寺的周公馆

  崇高思想境界是红岩精神的品格

  红岩精神诞生于抗战时期党领导南方国统区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实践;继续发扬光大于党领导国统区人民为争取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的伟大实践。

  抗战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周恩来临危受命来到国统区,毅然站到维护、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最前线,始终能在复杂局面下寻找到沟通的渠道和政治利益的平衡点,以斗争求团结,始终维护着国共团结抗战局面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以弥天大勇亲临重庆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始终牢牢把握住斗争的主动权,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签订了《双十协定》。

  解放战争时期,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国统区浴血奋战的一批党的优秀儿女,不幸被捕关押于“人间地狱”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他们不但没有消沉和停止战斗,而且在狱中建立起秘密党组织团结带领广大难友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崇高思想境界。

  坚定理想信念是红岩精神的灵魂

  《红梅赞》是革命者矢志不渝、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颂歌。

  坚定理想信念是红岩精神的精神内核。

  中共南方局共产党人始终抱定“为了新中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

  在党中央几度电示“迅即回延”之际,周恩来带领重庆八办全体人员向党中央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在狱中坚持斗争,受尽折磨,生命垂危之际留言:“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

  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隐蔽于偏僻山区,靠砍柴烧石灰谋生,他始终坚信“我们党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群众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必然取得胜利。”

  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被捕后,拒绝了国民党高官厚禄、出国留学和美色的引诱,临刑前向党表明心迹:“我是一尘未染的布尔什维克,我没有污辱我们党的旗帜。”

  钢铁般坚强的江竹筠,就义前留给孩子全部的财富是“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刘国鋕面对徐远举提出“只要签字脱离共产党就得到释放”的劝降,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死了,有共产党在,我等于没死。”

  这些都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忠贞不渝,体现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巨大人格力量是红岩精神的特质

  红岩精神反映了南方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海纳百川、团结多数,艰苦奋斗、严于律己,以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宽广的政治胸怀、严格的党性修养赢得了国统区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真心拥护。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推动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抗战胜利后又团结他们争取旧政协会议召开、掀起反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形成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为新中国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外事方针,冲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促进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于党的周围,使中国政治力量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

  浩然革命正气是红岩精神的风骨

  当年,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善处逆境,坚持真理,坚守正义,敢于斗争,勇于牺牲,在艰难的局面中开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周恩来非常重视对国统区广大党员的气节教育,经常引导大家深刻认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强调党员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帮助他们从思想上作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面对皖南事变后的危局,周恩来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

  他还总是不失时机地宣讲李大钊、赵世炎和陈铁军、周文雍夫妇等共产党人在被捕后坚持斗争的事迹,教育大家要保持革命气节,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对敌进行斗争。他鼓舞广大党员干部要坚信:黑暗是暂时的, 光明一定会到来!大家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吓倒,要坚决粉碎他们的进攻,并且要作好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在周恩来等人的培育下,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在革命顺利时,不骄不躁,甘于奉献;当暗流袭来时,不灰心气馁,不怕牺牲。

  吴玉章面对国民党特务包围驻地时,告诉大家“有什么乱子,我去顶住,顶多是牺牲,牺牲也值得,我也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并笑曰:“此处便是我好的死所!”

  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和他的妻子广西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以及中共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因为叛徒出卖被捕,敌人企图通过他们诱捕其他党员,三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毅然选择集体自杀向党组织报警。

  陈然面对敌人酷刑,威武不屈,在狱中以顽强的意志写下《我的自白书》:“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在刑场上,他挣扎着扯去背后的“死囚标”,转过身面对端枪的刽子手说:“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

  浩然之气,何其壮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不折不挠、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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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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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语:

  1985年10月14日,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村,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8个大字。

  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重庆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谈到红岩精神,要求运用这一宝贵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仰,养成浩然正气。

  在今年全国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等一起列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重要内容。

  究竟什么是红岩精神?红岩精神的深刻内涵是什么?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又做出了怎样卓越有效的工作?

  10月20日,新华社刊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 坚定信仰 宁死不屈——红岩精神述评》;今天,人民日报刊发《传承红岩精神 走好新的征程》,央视等其他中央媒体也纷纷关注红岩精神。

  上游新闻由此推出系列报道,以权威史实资料为你讲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重要组成——红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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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红梅赞》,在人们口中代代传唱,歌曲中的“红岩”,也永远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说到“红岩”,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诞生于重庆的红岩精神。

  10月20日,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光煦说,“红岩精神与党的大多数革命精神诞生于革命根据地或革命军队不同,它诞生于党在国统区的革命实践中,集中反映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一个重要方面——地下斗争的精神风貌。”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部分,与建党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红岩精神又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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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革命纪念馆展出的《周恩来在重庆》油画

  红岩精神诞生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革命实践中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当时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面临许多困难,一方面国统区的党组织大多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才恢复或新建,党员质量参差不齐,同时国统区不同于解放区、根据地,既没有政权,又缺乏各种社会资源,可以说是“两手空空”;另一方面,尽管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的活动处处打压、限制,白色恐怖严重,共产党人既要随时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又要面临高官厚禄和腐朽生活方式的诱惑,意志不坚者可能会迷失。

  面对如此艰险的环境,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周恩来带领国统区广大党员顽强奋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完成了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在此过程中,向国统区人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

  环境的艰难性、使命的重要性,是红岩精神能够存在于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根本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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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革命纪念馆“千秋红岩”展览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根据地走向世界的产物

  抗战时期,由于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被国民党政府严密封锁,敌后抗战情形外界很难获悉。

  当时重庆作为国民党的战时首都,大批外国使馆、新闻机构和国际友人先后来到重庆,于是中共南方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主要窗口。

  在中共南方局努力下,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先后到延安实地访问和考察,成为中国共产党半独立外交工作的开始。

  1945年,董必武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次正式公开的亮相,打破了国民党垄断外交的局面。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亲自向外国友人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在此过程中,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民主大党形象和独特个人魅力,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徐光煦说,这是红岩精神区别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又一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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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岩革命纪念馆群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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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理想信念是红岩精神的灵魂

  红岩精神产生于党在国统区的革命实践,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坚持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实际斗争中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光煦说,红岩精神体现在抗战时期国统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体现在为争取实现和平建国的斗争中,体现在解放战争时期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为代表的革命先烈不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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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重庆渝中区上清寺的周公馆

  崇高思想境界是红岩精神的品格

  红岩精神诞生于抗战时期党领导南方国统区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实践;继续发扬光大于党领导国统区人民为争取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的伟大实践。

  抗战时期,为实现民族独立,周恩来临危受命来到国统区,毅然站到维护、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最前线,始终能在复杂局面下寻找到沟通的渠道和政治利益的平衡点,以斗争求团结,始终维护着国共团结抗战局面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以弥天大勇亲临重庆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始终牢牢把握住斗争的主动权,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签订了《双十协定》。

  解放战争时期,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国统区浴血奋战的一批党的优秀儿女,不幸被捕关押于“人间地狱”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他们不但没有消沉和停止战斗,而且在狱中建立起秘密党组织团结带领广大难友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崇高思想境界。

  坚定理想信念是红岩精神的灵魂

  《红梅赞》是革命者矢志不渝、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颂歌。

  坚定理想信念是红岩精神的精神内核。

  中共南方局共产党人始终抱定“为了新中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

  在党中央几度电示“迅即回延”之际,周恩来带领重庆八办全体人员向党中央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在狱中坚持斗争,受尽折磨,生命垂危之际留言:“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

  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隐蔽于偏僻山区,靠砍柴烧石灰谋生,他始终坚信“我们党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群众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必然取得胜利。”

  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被捕后,拒绝了国民党高官厚禄、出国留学和美色的引诱,临刑前向党表明心迹:“我是一尘未染的布尔什维克,我没有污辱我们党的旗帜。”

  钢铁般坚强的江竹筠,就义前留给孩子全部的财富是“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刘国鋕面对徐远举提出“只要签字脱离共产党就得到释放”的劝降,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死了,有共产党在,我等于没死。”

  这些都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忠贞不渝,体现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巨大人格力量是红岩精神的特质

  红岩精神反映了南方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海纳百川、团结多数,艰苦奋斗、严于律己,以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宽广的政治胸怀、严格的党性修养赢得了国统区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真心拥护。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推动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抗战胜利后又团结他们争取旧政协会议召开、掀起反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形成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为新中国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外事方针,冲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促进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于党的周围,使中国政治力量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

  浩然革命正气是红岩精神的风骨

  当年,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善处逆境,坚持真理,坚守正义,敢于斗争,勇于牺牲,在艰难的局面中开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周恩来非常重视对国统区广大党员的气节教育,经常引导大家深刻认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强调党员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帮助他们从思想上作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面对皖南事变后的危局,周恩来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

  他还总是不失时机地宣讲李大钊、赵世炎和陈铁军、周文雍夫妇等共产党人在被捕后坚持斗争的事迹,教育大家要保持革命气节,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对敌进行斗争。他鼓舞广大党员干部要坚信:黑暗是暂时的, 光明一定会到来!大家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吓倒,要坚决粉碎他们的进攻,并且要作好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在周恩来等人的培育下,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在革命顺利时,不骄不躁,甘于奉献;当暗流袭来时,不灰心气馁,不怕牺牲。

  吴玉章面对国民党特务包围驻地时,告诉大家“有什么乱子,我去顶住,顶多是牺牲,牺牲也值得,我也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并笑曰:“此处便是我好的死所!”

  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和他的妻子广西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以及中共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因为叛徒出卖被捕,敌人企图通过他们诱捕其他党员,三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毅然选择集体自杀向党组织报警。

  陈然面对敌人酷刑,威武不屈,在狱中以顽强的意志写下《我的自白书》:“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在刑场上,他挣扎着扯去背后的“死囚标”,转过身面对端枪的刽子手说:“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

  浩然之气,何其壮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不折不挠、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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