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剧中，你是否常会看到被官府屈打成招的场景？为了博人眼球，影片的编剧往往以此来塑造官商勾结、腐败肮脏的官员形象。然而，古代的冤案都是如此产生的吗？其实并不一定，很大程度上，诉讼制度的缺陷才是造成古代冤案的主因。

　　“查”“判”一体导致缺失司法纯粹性

　　秦朝的地方司法机关分为郡县两级，司法和行政合二为一，郡守和县令掌控司法大权，在衙门中行使职权，衙门作为处理矛盾纠纷的主要场所，成为中国司法制度的标签。秦的暴政，使得这个朝代在短时间便土崩瓦解，汉朝吸取经验教训，吸收了儒家思想，以德治为主，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得汉代的衙门因儒家文化而改造。董仲舒说服汉武帝施行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让中国司法基本理念从惩罚走向教化，实现了司法的进步。但德与刑，法治与道德的结合，给司法和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能法官由此诞生，此后法官不仅要裁判案件，还要侦破案件，并且在司法中不仅仅要适用法律，还要适用道德，缺失了司法的纯粹性。

　　法官的主观意识是裁判案件的重要因素

　　冤假错案的发生，与古代司法官个人品格有所关联。中国司法体系强调官员的品格，在这种体系下，造就了一批全能型智慧法官。这些全能型智慧法官拥有丰富的审判经验，也有公道正直的修养，但并不是每个法官都拥有这些良好的品质。衙门的好坏，取决于官员的品格。法官玩忽职守，昏庸无能，冤假错案便时常发生。但即使是那些全能型智慧法官，也难以克服人性的弱点，甚至有时难以摆脱个人的偏见，其刚愎自用、顽固偏执的特点，也会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另一方面，古代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不正当使用也是形成冤假错案的成因之一。法官以主观善恶和儒家道义作为标准来定罪量刑，法官的个人心证和好恶观点对案件审判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极其容易造成司法擅断、营私舞弊，最终导致刑罚滥用、冤案滋生。在现代司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诞生和应用极大地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既定的成文法为前提和标准，适量运用自由裁量权，才能保证司法相对公正，不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机械地执行法条）。

　　刑讯逼供制度化与封建体制密不可分

　　刑讯逼供的制度化是古代司法的一大特点。我国古代审判以口供作为定案的重要依据，但少有犯罪人会主动认罪，因此刑讯便成为获取口供的必要条件。历史上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导致的冤案有很多。自西周起，刑讯制度便初露雏形，传统儒家思想的盛行使得神明裁判被刑讯制度所取代，人证、物证的作用日愈突显。此后，各朝代的刑讯制度应运而生、各有特点，尤其到了明代，刑讯俨然合法化，屡见不鲜，专制集权极端发展之下衍生出一个畸形产物——厂卫组织，他们恣意对囚犯进行逮捕、严刑拷打，成为帝王进一步控制官吏、中央集权的鹰爪。由此可见，冤假错案的增长便有理可循，并与封建专制国家体制密不可分。

　　官府和官员对司法的干扰屡见不鲜

　　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二为一的体制，使得法官的审判权受到很大的限制。衙门未脱离官府的控制，使得官府对衙门的影响很大。官府干扰衙门审判的情况并不少见，官员干涉审判也会导致冤错案的发生。衙门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又或者法官为了迎合官员，不管官员的意见是否正确，全然听之任之，甚至明知官员意见不对，仍然根据其指示作出错误的裁判。并且即使是公正严明的法官，也难以对抗上级官员，有心维护司法公正而力不足。

　　中国古代冤案的产生有着多种原因，直至今日，汲取经验与教训，我国建立了一套拥有完整体系的司法制度，并一直在完善改革中。“司法责任制”“错案追究制”“疑罪从无”，公检法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这些刑事司法制度对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笔者相信，我国未来的刑事司法制度会更加合理完善，更好地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 杨双菱（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