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肃立，绿水长歌。9月30日，合川区2022年烈士纪念日活动暨周吉可故居开放仪式，在合川区太和镇亭子村董家湾隆重举行。

9月30日，合川区举行2022年烈士纪念日活动暨周吉可故居开放仪式，追思先烈、致敬英雄

　　“我的母亲周美瞻艰难寻找外公踪迹50多年，终于让外公回到家乡；其间包含的思念之久、之深、之重，让人难以忘怀……”外孙女周晓林在周吉可故居开放仪式现场的一段话，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95岁的母亲因身体原因，无法来到现场，但宿愿已了。”周晓林通过深情讲述，将母亲这段感人的寻亲经历带入众人视野。

　　依稀记忆 父亲离奇失踪

周吉可生前照片

　　1928年夏，父亲离家时，周美瞻只有2岁，妹妹尚在襁褓之中。

　　四五岁时，周美瞻和妹妹偶然从柜子底下找出2只玻璃瓶当玩具，听母亲说，这是父亲买的奶瓶，周美瞻第一次感受到了父亲的爱和有父亲的幸福。

　　周美瞻的父亲学名周先哲，号际可，出生在合川太和镇一个书香家庭。1926年，周先哲中学毕业，去了成都读书，1928年夏，离开家乡直奔上海，改名周际可，进入国民党左派创办的大陆大学。

　　“现在的社会，没有学识的人不说不能立足社会，要被一般人耻笑，但主要是不能彻底明白时代，是要为社会所鄙弃的。”周际可开始还频频传来家书，信里总是大谈革命理论，宣传革命思想，这令其母深感不安，一再去信，要其完成学业后立即返回家乡。此时的周际可，对家庭的要求总是婉言谢绝，其母托人在上海找他，他也避而不见。

　　渐渐地，家书少了，1930年，最后一封家书传来后，周际可如同人间蒸发般，再也没有下落。

　　最后家书 成为珍贵遗物

　　最后的家书写于1930年3月15日，是写给周际可的母亲的，十多页的信件，字迹尽管潦草，内容却冷静理智。

 周吉可的家书

　　此时，周母一再假称其妻子和兄弟生病，要周际可返乡，但都遭儿子婉拒。“请你们想想，我回到家里来，虽然是暂时可以给你们精神上相当安慰，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家庭经济必然是一天天破碎，要想再过像二十年前父亲在时经济还没崩溃前的快乐生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现在呈现在社会上的一切甚么也是不相同了。我虽是一个上海的大学毕业生，但我在学校的生活还是保持着青年的纯洁的，我没有在政治上去学得大刮地皮的本领。我回到家里来，免不了还要增加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这样一来，家庭将为我读书而穷，为我作事而更陷入窘迫之境了。”

　　“请你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无感情的白痴和缺少理智盲动的青年，我有我的伟大事业。”周际可这样劝解自己的母亲：“家庭不要再默守几十年前那种已经不中用了的保留遗产、仅靠土地的收入的旧的生活方式，这非但不能维持必然破碎的小有产者家庭，而且每个在家庭中的男女青年，也把握不住自身的前途，想象不到将来怎样才是出路。”

　　信的最后，还是流露出他对家庭的复杂情绪：“每次与家庭写信，都把我思想扰乱得很复杂，请你们原谅我，以后我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你们也不必与我写信来，有书信往还，反令你们对我倍加怀念。”

　　“我现在决定于日内同友人赴北京，再转道满洲俟机经日本到欧洲再为深造。”这是周际可对自己去向的最后交待。

　　周美瞻初中毕业后将外出读书，她的母亲张永芬含着眼泪说道：“你父亲没有音信已十多年了，恐怕他早已不在人世，祖母处还有他写回的最后一封信和照片，你去拿来作个纪念吧！”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周美瞻的叔父怕牵连全家，一举将父亲的信件、书刊全部烧毁，但这两件珍贵的遗物保留了下来。

　　艰难寻父 誓还母亲心愿

　　解放后，周美瞻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被选调到重庆市委机关工作。

　　从这个时候开始，周美瞻便着手打听父亲的下落，她通过组织部门给上海、武汉去函去电，甚至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由于无法提供具体线索，始终一无所获。

　　周美瞻每次申请入党，都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无法过关，甚至连女儿入团，也因为外祖父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影响。最让人痛心的，母亲张永芬至死都背着地主婆的身份，被清理回乡后，只得去潼南小渡乡投靠一远房侄儿勉强度日。1969年，在等了40个年头后，张永芬带着遗撼和委屈，孤独凄凉地离开了人世。

　　张永芬去世时，周美瞻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权利也没有，这成了周美瞻永远的痛。那时周美瞻就立下誓言：有生之年，一定要把父亲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传奇老人 点亮希望之火

　　1985年春节，周美瞻突然接到成都一位亲友的来信，说民盟重庆市委的一位老人，据说是周际可在上海发展的地下党员，可能知道周际可的下落。这样一则没头没尾的信息让周美瞻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位老人就是时任民盟重庆市委秘书长兼顾问陈彝荪，他的一生也是充满传奇色彩。1983年，在合川党史征集座谈会上，陈彝荪谈到他在上海由周际可介绍入党。这点线索，也是一年多以后，才传到周美瞻这里。

　　周美瞻立即赶往陈老家中。提到周际可，两代人都禁不住热泪盈眶，陈老回忆道：“我和你父亲1924年至1926年曾同在合川中学读书，他比我年长四五岁，又是太和镇同乡，中学时期，你父亲思想进步，不少人暗地把他看作共产党。”

　　1929年，陈彝荪也来到上海群治大学读书，两人住地相距不远，周际可便经常组织他参加革命活动，一次示威游行中，陈彝荪被捕，周际可通过组织设法将其营救出狱。“听人说，他当时是沪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后经多次考验，他和互济总会组织部长王弼，于1929年10月发展我为中共地下党员，接着又把我安排到互济会主办的《海光报》当记者，之后我们就少有联系了。曾听互济会的负责人说，际可受组织派遣去武汉，不久就牺牲了。”

　　陈老深感遗憾地说，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周际可的后人在寻找他的下落，因为周际可从没提过自己已经结婚并有后代。

　　山重水复 寻亲几度遇挫

　　1986年1月，上海市委党史办给周美瞻寄来了关于“互济会”的回忆材料，让周美瞻的寻亲之路终于见到曙光。

　　回忆材料的撰写人是江西省修水县离休老干部周宝琪。周美瞻从周宝琪口中得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郑绍文，可能是最知情的人。

　　原来，周宝琪和郑绍文，都是1923年周际可在铜梁中学第八班的同学，后来他们又先后到上海一起读书，一起进行革命活动。

　　几十年过去了，郑绍文还记得周际可来自合川太和镇，中学时期起两人就是金兰之交，后来一起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时，又是亲密无间的战友。郑绍文回忆道：“1924年我们分别后，1928年6月又在上海相见，际可当时是大陆大学学生，发起组织反帝反封建的‘曲线社’，我也参加了，是沪西地下党领导的最大的赤色群众团体，在‘五卅’四周年纪念示威活动中起了应有的作用。当时我们虽然经常在一起进行革命活动，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但由于组织纪律关系，彼此都不公开身份。1930年1月以后，我就再也未见到际可了。”

　　1935年，郑绍文被囚禁在南京国民政府监狱时，无意中发现一篇关于鄂豫皖苏区的调查报告，在一张红军人员战斗序列表中，有周吉可的名字，郑绍文猜测这是周际可离开上海后到苏区的化名。抗战时期，郑绍文在新四军五师工作，遇见一位来自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问其认不认识周际可，对方回答说：“四方面军有一位叫周吉可的干部，长征途中过草地时曾见其患病躺在担架上，之后再无消息。”

　　百折不挠 终获圆满结果

　　得知当年战友历史仍未澄清后，郑绍文通过多种渠道向四方面军的战友打听。时任交通部顾问梅盛伟、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汪小川，都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老红军，都认识这位叫周吉可的同志。“认识周吉可同志是在从鄂豫皖到川陕的路上，他身体瘦弱，骑着一匹小马，到通江后，他调到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我看到他在编《红色战士》报（红四方面军机关报）。”汪小川回忆说。

　　“周吉可，党员，曾任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10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1935年牺牲于川西。”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红军《团以上烈士英名录》中的记载。在《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一书中，周吉可被认定为红十五军的创建人之一。

　　周吉可，是周美瞻的父亲周际可吗？要知道，在军事出版社出版的《红军将领谱》中，周吉可与王若飞、旷继勋等名将已经被列为了贵州六大红军将领。

　　郑绍文带着周美瞻提供的照片开始四处求证。在叶剑英元帅的追悼会上，郑绍文遇见开国上将王宏坤。王宏坤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与周吉可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他回忆说，1932年他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任师长时，周吉可任师宣传部长，进军川陕后，1933年七八月份，周吉可就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了。看到周美瞻提供的周际可照片，王宏坤认定这就是当年的战友周吉可。

　　认证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其他老红军那里也得到了确认。贵州方面也传来消息，一直没有听说过周吉可的家人反映情况，周吉可的历史也是一片空白。

　　一年后，烈士申办手续终于批复下来。拿到烈士证的第二天，周美瞻就来到母亲坟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母亲，我终于找到父亲了！”

　　周吉可牺牲时，年仅29岁，这是周美瞻后来向军史编写组提供的。家人常对周美瞻讲“你父亲20岁时生的你”，由此推出周吉可的出生年月。

　　“我有我的伟大事业……”在周吉可故居展厅里，镌刻着这样几个大字。鎏金大字的下面，是周吉可寄回的家书。

　　烈士纪念日活动现场，合川区委书记郑立伟在这份家书前久久伫足，他感叹道：“这封家书，就是一份很好的红色教科书。”

　　记者 陈富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