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宇新

人的生活不外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在所有精神生活中，我认为读书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古代的人读书不太容易，尤其是贫穷人家的子弟。明代散文作家宋濂是这样叙述自己早年读书之艰辛的：“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记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曲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相比之下，现代的人读书就容易多了。比如，就我而言，至少不存在“无从致书以观”，也无需“假借于藏书之家”，更不必“手自笔录，记日以还”，因为，家中有藏书。

记得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匮乏的年代，我家里唯一不缺的就是书籍。因为我父亲喜欢读书，在我眼里他就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家里那个不大不小的书架上放满了他读的各类文史哲书籍，至今我的书房里还摆放着他当年读过的书。

也许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读书。参加工作后，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书店，看见自己喜欢的书便慷慨解囊。这样，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家里就堆积了不少书。

但是，我买书的目的是读书而不是藏书，我认为，如果书买回家不读就发挥不了书的作用。所以，我一直都保持着阅读的习惯。但是，毕竟买书容易，读书需要花费时间，读书的速度始终跟不上买书的速度，终究是买得多读得少。因此，从书柜里随便取下一本书，我都有可能没有读过。一套《安娜卡列宁娜》，还是我参加工作时买的，快到40年了，没有翻过一次；一套精装本的《史记》，忘记了是什么时候买的，放在书架上纸都发黄了，我也很少看一下；一套线装本的“四书五经”，可能买了有20年了，一页也没翻过……

再者，我读书有一个不好的习惯——贪多务得。一旦走进书房，面对书架上那一排排整整齐齐的书，就自然而然产生一种阅读的冲动，拿到这本也想读，拿到那本也想读。所以，我虽然是学习现代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喜欢读文学类书籍，但也爱读历史和哲学类书籍，当然也读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书。几年下来看似读了不少，但其实收获并不大，究其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读书还是应该有所侧重，不应该一味地贪多，一味贪多，只是在面上跑，没有沉下去，总觉得肤浅。贪多务得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浅尝辄止。一本书没有读完又拿到另一本在看，《古今文学名篇》刚读了一半，又拿到《中国通史》在读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刚开了个头，又去读《鲁迅经典》，一本书的阅读不能做到善始善终。

尽管如此，我认为，家中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仍然是有必要的，它是一个人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一个人的文化品位，有了这样一笔精神财富，你的精神世界始终是丰富和充实的。书，也是一个人的精神伴侣，有了书的陪伴，人生的旅途才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此外，家中有藏书对于日常的阅读和写作也有诸多好处：一是不必向他人借阅。向他人借书，你得抓紧时间看，看完之后必须及时归还，否则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读自己的书就不存在了。二是阅读时查找参考书方便。尤其是读古代的典籍或文章，你得结合注释先翻译成白话文，然而翻译得是否准确还得找参考书来核对；读完一篇文章后，为了加深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又得去查找相关的鉴赏文章来读，家里有了藏书后查找起来就很容易了。三是写作时查找资料方便。我在动笔写文章之前有一个准备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阅读与写作内容相关的书和文章。我在写作《遇见鲁迅》这篇文章时，就阅读了《鲁迅读本》中的大部分作品。家里有了藏书，不管写哪个方面的内容，都很容易找到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作为参考。

当然，家中有了藏书时不时也会产生一些忧虑。每当我走进书房，看见书架上那一排排还没有来得及读的文化经典，就有一种生命有限而知识无涯的感慨，我想，这些书再读十年也看不完。那么，我死了以后，这些书该怎么办？一般来说，最好是传给自己的子女，就像父亲去世后，我继承了他的全部藏书一样。但是，这得有个前提，就是你的子女喜欢读书，知道书籍的价值。然而，我的儿子从小就不喜欢读书，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于是，我想到了送人。近年来，我确实送了一些书给朋友和亲戚，一套精美的四大名著，送给了家里的一个亲戚；一套港版的《金瓶梅》，送给了一位好友；两本《中国通史》分别送给了儿子和孙子；金一南的《苦难辉煌》送给了一个兄弟伙；两本《现代汉语词典》也分别送人了。但是，我又转念一想：“都送人了，我需要的时候又到哪里去找？”现在想想，反正离人生的终点还有段距离，到时候再说吧，现在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作者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协经济和农业农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