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保利

汪曾祺先生在《海边小说三篇》后记中写道：“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的确，他真心实意地在作文，没有一丁点虚饰浮文的意思。

汪先生的小说读起来，极似散文，在《安乐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着先生信笔写下，开枝散叶，如流水行云，娓娓道来，我们仿佛跟着先生在安乐居走上一遭，让你知道“安乐居是一家小饭馆，挨着安乐林。”安乐林是一片小树林，名声却不小。来安乐居吃饭喝酒，有啥呢？先生领着你端详，“主食是包子、花卷。”“这家饭店其实叫个小酒铺更合适些，到这儿来的喝酒比吃饭的多。”然后逐个给你介绍北京人喝酒的层次，以及酒座的层次。喝酒必有下酒菜，“酒菜不少。煮花生豆、炸花生豆。暴腌鸡子。拌粉皮。猪头肉……”跟我们常去的小酒店差不多。先生特别介绍了“最受欢迎的是兔头。”详细描述后，先生又讲“这个小饭店大可另挂一块招牌：‘兔头酒家’。”有趣的人和事，让我们读起来，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诚如作家毕飞宇所评价，汪老的行文是“人性的，文化的，诗意的”。

既然是小说，自然要有人物的描写，因为人物是小说的核心，小说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人物形象。汪老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活灵活现的人物。首先写了老吕的“三慢”：喝酒慢（三两酒从十点半一直喝到十二点差一刻），抽烟慢（慢条斯理的，从不大口猛吸），说话慢。与老吕形成昭着对照的，是爱眨巴眼的老聂的“快”。喝酒快，不像老吕一口一口地抿。骑车也快，用了一个“奔”字形容。最后一句：“一口把余酒喝净，退了杯，‘回见！’出门上车，吱溜——没影儿了。”更是点睛之笔。

最让人难忘的是，先生用较大的篇幅描述“瘸子”这个小人物。安乐居喝酒的都很有节制，很少有人喝过量的。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人是个瘸子。左腿短一截，走路时左脚跟着不了地，一晃一晃的。口袋里一有钱就喝，喝酒爱说，老是那一套，没人听他的。他一个人说，前言不搭后语，当中夹杂了很多“唔唔唔”……尽管人们常揶揄他，可瘸子爱管闲事，表现他仗义执言、爱打抱不平的另一面：有一回，在李村胡同里，一个市容检查员要罚一个卖花盆的款，他插进去了：“你干嘛罚他？他一个卖花盆的，又不脏，又没有气味，‘污染’，他‘污染’什么啦？罚了款，你们好多拿奖金？你想钱想疯了！卖花盆的，大老远地推一车花盆，不容易！”他对卖盆的花说：“你走，有什么话叫他朝我说！”很奇怪，他跟人辩理的时候话说得很明快，也没有那么多“唔唔唔”了。

此外，汪先生还在文中描写了各具特色的人物，使人过目不忘：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彬彬有礼、梳着长长背发的画家；原先扛包、现在遛鸟、特别能聊的老王；长头发、小胡子、大花衬衫、苹果牌牛仔裤、尖头高跟大盖鞋、变色眼镜的三个小伙子；以及裱字画的佟秀轩和白薯大爷。安乐居展示的是一组活生生的群像画卷，如“清明上河图”一般。

汪先生的文字，一如既往地幽默风趣又乐观积极，读来让人忍俊不禁，仿佛人人可爱，事事可玩味。他写老吕，“他不是像一般人似的‘垂足而坐’，而是一条腿盘着，一条腿曲着，像老太太坐炕似的踞坐在一张方凳上。”写到这儿，已让老吕跃然纸上，而且后缀加了一句“——脱了鞋。”更让人乐不可支。先生写上海老头，“他的话很特别，在地道的上海话里往往掺杂一些北京语汇：‘没门儿！’‘敢情！’”“啊，我们吃酒格人，好比天上飞格一只鸟（读如‘屌’），格小酒馆，好比地上一棵树。鸟飞在天上，看到树，总要落一落格。”先生感慨：“如此妙喻，我未之前闻，真是长了见识。”自然，我们也长了见识。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总是于小处着眼，不用辞藻堆砌，不用技巧修饰，字里行间都是对生活的好奇心和无限热爱，就像先生自己说的那样：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他。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