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涉及司法改革的多项政策已在全国多地相继试点推行。

　　“认罪认罚从宽制”——认罪认罚，可获轻判。

　　今年9月初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沈阳等18个城市试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立案登记制”——简化立案程序。

　　去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让长期困扰群众行使诉权的“立案难”成为历史。最高人民法院改革立案工作机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既简化了立案程序，又方便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力。

　　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以来，自去年5月1日至当年9月30日，全国法院共登记初审案件（一审案件）620余万件，同比增长31.9％，各地案件数量增幅明显。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浙江、山东等地登记立案数量超过100万件，就各地区同比增幅情况而言，同比增幅超过40％的地区有6个。

　　“办案责任制”——“拦截”冤假错案。

　　由于传统审判模式强调内部层层审批，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易导致冤假错案，审判权力机制改革也被提上日程。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人民法院应从陈夏影绑架案、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等一批重大冤错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法官员额制”——动态调节法官员额，促进人员优进劣退。

　　2014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明确提出“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推行员额制后，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推动法官、检察官工作更加职业化、专业化。

　　法官员额制实行动态管理，优进劣退，让大家“既看到希望，又看到挑战”。这一措施在落实法院人员高效管理的同时，为许多刚进入法院的年轻人提供了更清晰的前景和便利的上升渠道。

　　“推进法院人事改革，提高法官待遇”——工资不再与级别挂钩。

　　去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法官检察官的工资改革，让工资不再与级别挂钩。

　　针对青年办案人员的职业发展问题，今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强调，要完善职务序列改革政策，进一步拓宽基层一线办案人员职业发展空间。

　　在第一批司法改革试点的省市中，改革速度最快的上海已对外公布了改革后法官、检察官的工资水平。广东省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实行“保高托低”政策，确保两院人员能享受地方政策标准的收入。其中，深圳率先实现法官待遇与法官等级挂钩，目前当地法官平均工资水平高于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约19％。

　　“改革法院内设机构，降低行政干预”——砍削机构，整合资源，提高效率。

　　司法改革中，人员分类改革与机构改革密不可分。孟建柱指出，司法改革若只选员额，不改机构，责任制会大打折扣。

　　今年，吉林省检察院系统在全国省级检察院率先进行了内设机构改革，把34个处室砍为9部1委，将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和薪酬体系相配套，整合基层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

　　吉林省的改革设置了过渡期，在保留原有机构、不减职数的同时，为新机构启用新公章，推动内设机构改革。

　　“增设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在家门口的最高法院。

　　在司法改革中，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被老百姓称为“设在家门口的最高法院”。

　　201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先后在深圳和沈阳挂牌成立。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为例，作为最高法的派出机构可以开展巡回审判，减少了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当事人来回奔波的诉讼成本。巡回法庭设置在地方，让审判机关重心下移，拉近了最高法院与人民的距离。

　　为了解决诉讼“主客场”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到如今，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这座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已运行一年，据上海三中院院长吴偕林介绍，截至目前，没有出现领导对案件审理要求特殊处理或“打招呼”的现象，为打造透明法院，避免行政干预提供了良好的典范。

　　此外，“公益诉讼制度”、“建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推动建立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高级法院”等，也是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涉及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