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土屋消失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三间大瓦房，说没就没了。“小桥流水人家”而今只剩下“小桥流水”。

几个月前，我和同学喝酒，趁着酒性谈起：“老家的土房子是危房，不安全，最好的办法是拆了，你是搞建筑的，有空开挖机来拆得快。”不料，事隔月余，我那同学就自作主张，开着挖机像拆自己房屋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半个小时就将土屋夷为平地。拆了土屋，同学自感大功告成，才打电话告知我：“按照你的旨意，把你家的土墙房子推平了，这下安全了，工钱看着办，请我喝酒是必须的!”我像被敲了一闷棍，好久都说不出话来。我还没有在土墙上大笔一挥写下“拆”字，土屋就被拦腰折断。我不好争辩，努力回忆上次一道喝酒的情形，说过自己工作很忙，请同学帮忙拆房子。同学是实诚人，这些年也拆了无数房子，这是他的强项。同学没把我当外人，把酒话当着圣旨，很自觉地就把老家的房子拆了。我不好责怪是他的错，也没有理由怒怼一个热心人。这社会能帮你办事办得如此彻底的，就算朋友了。

思乡的情愫裹挟着我淡淡的忧伤。土屋虽然在前几年就被风雨侵蚀，破败不堪，但是我每次回老家都要驻足看上一阵，仿佛在咀嚼一块老咸菜，越嚼越有味道。记忆的闸门在老家放纵奔流，我生活在这里的点点滴滴，童心与快乐弥漫在土墙缝、瓦砾间、楼板里，慢慢回味，慢慢铺开，就像剥开石榴，一颗一颗的慢慢品尝，似乎甜进骨髓。明月曾装饰了我的窗子，也装饰我的梦，我童年仗剑天涯的梦想。那浸满汗水贴满墙壁的奖状，挂着“德高寿永”的匾额，父亲的遗像，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挖机毫不留情地埋葬。再次回到老家，感觉特别的空旷与无奈，更有失落在心头。老家本就没几人，我们回去自然有些醒目。邻居们看着我闷闷不乐的样子，他们的心情也变得复杂起来，似乎在宽慰我，似乎又是自言自语：“这回好了，小孩玩耍也不怕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没事，土墙倒了，地基还在，今后随时可以回来修建砖房，修建小洋房。”“这堆土墙还有用，开春种点南瓜秧，再种点豆子，今后你们开车回来，直接就可以摘南瓜，收豆子，装满满一车回去，挺好的。”我突然感觉到邻居如此可爱，家乡人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理解得如此透彻而现实。种上蔬菜、农作物，自然是不错的选择，即便荒着也无妨，那些富有生命力的小草会顽强地长出来，也或老屋里边那些深藏多年的种子，终于有了接地气的机会，欢快地长出一些不知名的小花，成为孩童的乐园，也是幸事。我童年的梦幻随着小草继续生长，我不奢望现在的孩童也如我一般的梦想，因为我的梦有些简单而莽撞。我希望他们更高远，像放飞的七彩风筝，自由飞翔。

太阳斜斜地照着，没有土墙屋檐的遮挡，阳光特别刺眼，令人眩晕。老屋推平就只剩下一片黄土，为其他房子留出开阔的视野。四周如雨后春笋般修建的农家小洋楼，已经替代了风雨飘摇的危楼，我想我总有一天也如他们一样在废墟上修建一幢新楼，有一个让心安放和复习年少梦的地方。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我只有虔诚地告别土屋。土屋消失了，父亲的灵魂也许还在坚守。对于灵魂，我却努力要像兰斯顿·休斯所说的，变得像河流一样深沉。土屋没了，但地基还在，地基在，根就在。不论漂泊何处，离不开的是故乡的渡口;不论流浪何方，离不开的是老家味道。

(作者系巴南区作协副主席、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