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收录了陈子昂的《过巴龙门》，又题作《龙门峡》。全诗五言十八句，写的是：“龙门非禹凿，诡怪乃天功。西南出巴峡，不与众山同。长窦亘五里，宛转若嵌空。伏湍煦潜石，瀑水生轮风。流动无昼夜，喷薄龙门中。潭河势不测，藻葩垂彩虹。我行当季月，烟景共春融。江关勤亦甚，巇萼意难穷。誓将息机事，炼药此山中。”

解读这首诗并不困难，难的是，怎样才能够坐实“巴龙门”，关键在“巴”字上。《华阳国志·巴志》早已记述过，巴国强盛时“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秦汉的巴郡四境虽然略小，但也涵盖了大巴山以南，包括今之川东、川北大部分和整个重庆市在内的广阔区域。自古及今，举凡文字载籍中出现“巴山”“巴峡”之类语词，如果本文无实指，或者后人未考明，就很难说到底是指哪一处。王维《晓行巴峡》涉及的“巴峡”，李商隐《夜雨寄北》涉及的“巴山”，都遇到这个难题，千余年来尚未确解。陈子昂诗里的“巴龙门”，较之更难以求得定论。

所谓“巴龙门”，是区别于今山西境内的绛州龙门而言的。《尚书·禹贡》有言：“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绛州今为河津市，按传说，当地的龙门是靠大禹疏凿而成的。陈子昂的这首诗，开头四句便旗帜鲜明，与绛州龙门划清了界线，揭示出巴龙门“诡怪乃天功”“不与众山同”。然而，从第五句至第十二句，只由山崖到水流、由山水到光景地描绘了如何“诡怪”，如何“不与众山同”，却没有点明或者暗示这一龙门址在哪个具体地界，以至把难题留给后人了。

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修撰的《江津县志》说：“治西有石门，号龙门滩，即龙门峡地。”稍晚一点的文史学家曹学佺撰《蜀中名胜记》，引述了这一说法，并将陈子昂的这首诗，以《龙门峡》为题录于其后。今人凭借这两条史料，判定“巴龙门”就在江津，并且进一步指定龙华镇的龙门滩。其间虽有小异，但持之有据，是无疑义的。只不过，明万历年间上距初唐八百多年，《江津县志》却缺失了，初唐年间石门即有如是之说的依据，终为一憾。

当今之世，上距明万历年间又是四百多年过去了，沧桑变化后的今时景，要与陈子昂笔下的唐时景一一对应，是绝无可能的。今之龙门滩，确实对应得上“伏湍煦潜石”，甚至与“藻葩垂彩虹”也能大体相称。然而，“窦”的本义是地穴，“长窦亘五里，宛转若嵌空”所描绘的，乃是犹如今阿蓬江从神龟峡至天门峡那样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的幽深险奇，其鬼斧神工断然不被岁月抹去，在龙门滩却寻不到踪影。鉴于此，“巴龙门”指定就在江津之说，委实不免令人生疑。

可疑之处还有两点。其一为如诗所写：“我行当季月，烟景共春融”，与今人说《龙门峡》诗系陈子昂辞官还乡，途经江津，在船上即景赋诗之说对不上号。因为陈子昂是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秋天，以父亲病重需要侍奉为由而辞官返蜀的，并且第二年春天即遭诬构被拘系狱，然后忧愤死于狱中。其二为恰似结尾两句所写，“巴龙门”还诱发了他固有的道家思想，一时之间突发奇想，“誓将息机事，炼药此山中”，打算到“山中”过隐士生活。今之江津龙门滩，显然与之相径庭。曹学佺诚然学识博洽，著述丰盈，但轻信万历《江津县志》，多少失于疏忽大意。

但《蜀中名胜记》里，另一条关于“龙门山”的记载却可关注。说的是在今属重庆铜梁区的唐安居县的琼江流域，县治西南有龙归山，其“正南则龙门山，两峰壁立如门”，并且明确交代“此《初学记》所载”。《初学记》乃是唐开元年间(712-741年)由徐坚、韦述等学者纂述的一部综合性类书，博虽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可信度相当高。陈子昂辞世仅比开元元年早十二年，琼江又是涪江的支流，他还到过安居，因而游览过那座龙门山属大概率事件。更何况，“两峰壁立如门”的天生山岩绝壁，如果夹峙琼江，极可能形成“长窦亘五里”。只可惜孤证难立，“巴龙门”是不是当年的安居龙门，还需要作更多考证。

今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龙门镇，也可能是当年“巴龙门”。唐宋时，南充称果州。北宋《元丰九域志》是一部记录隋唐、五代以至北宋前期郡国、山川状况的史地要籍，其中就有“果州之北三十里有龙门”的记载。直至20世纪中期，龙门场仍建在俯临嘉陵江的高崖之上，龙门山与龙门滩的接合部有龙门峡。唐宋果州的西邻即为梓州，作为梓州射洪人，陈子昂去游那一个龙门同样具大概率，但也同样缺乏足证。看起来，在证据充足作出定论以前，川渝三处龙门只能共同分享“巴龙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