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爷爷起，我家就住在山东滕县了，也就是现在的枣庄。我们那儿叫长巷村，包括五条巷子：姓申的住申家长巷，姓庄的住庄家长巷，我们姓李的就叫李家长巷，还有杜家长巷，赵家长巷。虽然都是长巷村，却因姓而分，至今如此。那时候村子人挺多，有好几百，热闹得很。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家还算殷实。爷爷从小学了染布手艺，就开了个染坊，在家里种了很多染布的蓝草。他每天把蓝草泡在水缸中泡出色儿，再把白布放到水缸中浸泡，等到布染上色以后再挑出来，爷爷单手用长竹竿顶住布，用力一送，借巧劲儿把十几米长的布撑过了两根高十米的横架，这就是晾布;等到布晾干后可以印上花纹，才成了染花布匹。爷爷凭着这门手艺，买了六七亩地，日子还过得去。父亲是独苗，靠着家境稍宽，父亲念书一直念到28岁。

我出生在1927年的大年夜。听说我出生时正赶上祖母过世。我祖母是个很善良的人。虽然她眼睛很年轻时就失明了，但是她挺乐观，总是揣着菩萨心肠。每到过年或是春荒时节，她就熬一锅稀饭，放在村子路口边，给过路人施粥;到了夏天就施茶，老荫茶。乡里乡外每个人都很喜欢她，感念她的恩惠。

祖母过世时家里已然不宽裕，大人们还是好好地给祖母办了场丧事，下葬时为她砌了个墓。砌墓是桩花钱的事儿。

到了我爷爷去世的时候，连墓都没法砌了。因为，那之前有一天，家里遭了土匪，把所有的布都抢走了，还抢了许多值钱的东西，家一下子就败了。

那些被抢走的布不单是自家的东西，多数是客人订的货，给了订钱的。这下子家里背上了债。爷爷一咬牙把家里的六亩地卖还债了，只留了一亩二分老坟地。

那个时候父亲也不读书了，回到家自己办了一个私塾，开始教书为生。私塾里的学生拢共也就十来个，都是穷孩子，一学期给几簸箕米作学费。靠这些“束脩”，我们家里人才能勉强活下去。

于是我也和这些学生一起跟着我父亲读书，读孔夫子的书，念《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课堂就在我家堂屋，神龛上红纸黑字写着“天地君亲师”。上课前要举行入学仪式，父亲在前面威严地说：“好了，别吵了，都跪下，给孔夫子磕个头，就算是入门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父亲在第一堂课上教的打油诗：“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夜点明灯苦用心。”

1937年，日本人侵占了山东，查封了孔圣人老家所有的私塾，不准读中国人的书，要读日本人的书，要开日本式学堂。如果发现有人在私塾读书的话，会受到严厉惩罚，逼迫我们去日本学堂念书。我父亲的学堂不能开了，家里一下子更拮据了。我也被拉到日本人开的学堂里念书。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日本学堂一直办不起来，慢慢地也就没人去了，我也不去了。

父亲没了私塾，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没办法，父亲开始学种地，还找到买我家六亩地的人。虽然地是卖了，但地还是我们种，我家当上了佃户。等到秋收的时候就和地主家分成，地主家派人推着车子来装粮食，每次推车的走了以后，我母亲都要大哭一场。她舍不得，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粮食被推走，只剩下一点儿稻壳儿一样的稻穗，这下一年可怎么熬得过去啊!父亲每晚都愁眉苦脸地抱着个水烟袋，坐在门槛上“咕噜噜”地抽闷烟。

那时候我十二三岁，父亲想让我继续念书，只得找到杜家长巷的私塾。不过在这一学期里，我不仅能继续读书还能吃上饭。教书先生姓赵，地主家请来的，也是个穷先生，他也收粮充学费。不会做饭。我从小就看惯了我妈煮饭，于是我便给先生做饭，先生吃完以后，总能剩下些给我，虽说不上吃饱，但也不至于饿肚子。就这样，我边煮稀饭边读书过了一个学期，之后就没有再读书了。

抗战全面爆发。家败了，光靠种庄稼养不活一大家子人。于是，爷爷就带着我，挖野菜铲野草。挖的野菜是一种可以治痢疾的草药，也可以多少卖点钱。野地上野草多，爷爷和我把半人高的野草铲起来，捆成捆，挑回家晒干就可以当燃料。

那个年代，吃的实在太少了，连桑树、榆树皮都吃光了。收麦子的时候，爷爷带着我去捡人家掉下的麦穗;人家挖过的红苕地，我们再去挖一遍，捡几颗人家没挖干净的红薯。

日子虽苦，但总得有些盼头。我有个干娘，家里自己都不宽裕，偶尔还来接济我，那时最大的盼头就是年三十去给干娘拜年，每次去，她都给我包饺子吃。干娘包的饺子是肉馅的，里头包着铜钱，我几岁了就给包几个铜钱。吃完饺子再吃“钱串”——我干娘亲手擀的面条。年过得也算有些滋味。

1940年遭了旱灾，地没法再种了。那时候爷爷已经去世，父亲就把房子卖了，带着我们娘仨，背着唯一的一口铁锅去逃荒。

我们一家人一路南下，到了安徽陵县的小村庄，在那里落了脚。我们在村庄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割了些野草，捡几根木棒棒，搭了窝。一个村民看着我们可怜，就给了我们一张烂草席，盖得了头就盖不了脚。晚上我们一家人就挤在里面，白天就出去讨饭。

那时候大部分人家都养狗，为了折两根树枝做打狗棍，我和弟弟曾被人毒打。我和弟弟跟着父亲挨家挨户去讨吃的。父亲是私塾先生，读了那么多年圣贤书，此刻也还穿着教书先生的衣裳——马褂、长衫，戴的帽子都和老百姓不一样。乞讨时，他总拉不下脸面，就低着头、流着泪、不说话，所以经常一天都讨不到一口吃的。

一天，父亲听说隔壁陈家寨有人要请教书先生，决定去试，那家主人听父亲谈吐文雅，颇有些文墨，便答应他留下教书，完了还给几个铜钱。我们便在陈家寨住下了，一家人住在东家的磨房。父亲虽然又成了教书先生，可我和弟弟仍得另找生计。我和弟弟就给人家养牲口。我喂猪，弟弟放牛，挣口饭吃，就这样，我和弟弟吃上了“百家饭”。

好景不长，由于水土不服，我们全家四口都开始打摆子，得上了疟疾。母亲得的是恶性疟疾，连续七天高烧不退，没钱请大夫，也没钱抓药，七天她一口水喝不下，就这样活活给烧死了。望着母亲遗体，父亲一言不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和弟弟含着眼泪把母亲抬到了村子后山，放在挖好的深沟里，撒上一些土，堆上一些石头，就算是埋了我们的亲娘。

父亲教完了一个学期，听说家里灾情已过，我们又回到了长巷村，靠着打短工和亲戚的接济勉强度日。

那个年代盐是最紧俏的商品。于是父亲便拿出教书攒下的一点钱，让我到蚌阜、徐州一带做卖盐的生意。那时贩卖私盐是犯法的，“刮民党”政府严令禁止。为了生计，我也顾不了许多了。我背着盐往来于滕县、徐州和蚌埠之间。路上，我不仅要躲避国民党缉私队，还要躲着火车售票员。为了省点儿钱，我只能逃票钻火车。一路上我躲在座位底下和厕所里，可最后一次，我被人骗了。

那次我带了包盐到蚌埠去卖，火车上碰到个“山东人”。那人说他跟我是老乡，也要去蚌埠。他邀我同行，下车后还请我住旅馆。我从来没有住过旅馆，见有人付钱，便轻信了他，和他住进了一间房。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的盐和钱都没了，这时才反应过来，被骗了!我马上去追，哪里还有人影!

此时我身无分文，离家几百里，只能在街上流浪。一位好心的汤圆店老板赏了我几顿饭，还给买了张车票让我回了家。

生意赔了个精光，日子又回到了从前。父亲给人种地，我和弟弟给人放牲口。一家人守着漏风漏雨的破屋，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天天挨着光景。